農業海外投資風險與對策_投資經濟范文

發表時間:2018-1-19 17:23:47 文章來源:廣德教育網 手機版

近十年來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蓬勃發展,自2015年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資本輸出國。中國農業海外投資也快速發展,年度對外投資流量由2003年0.81億美元增長到2015年的25.72億美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41.3%,而同期對外投資存量也由8.37億美元增長到114.76億美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29.9%。但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在走向海外的過程中也遭遇到不少滑鐵盧,僅2005年至2017年6月間,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交易額過億的擱淺項目就達到217個。隨著近十年貿易保護主義與資源保護主義重新抬頭,以及難民危機、英國脫歐與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沖擊為代表的逆全球化事件屢屢發生,農業全球化進程出現跌宕起伏的波動狀態。中國農業海外投資也面臨著貿易與資源保護主義、國際經貿規則體系轉軌沖擊、東道國經濟政治文化風險、顯著的融資約束、與企業自身風險管理水平初級的風險疊加挑戰。在本文中,我們基于中國農業海外投資的發展現狀,對上述五項風險進行了詳細的討論和闡述,并立足于此針對促進中國農業海外投資健康發展提出了四點對策建議。

一、中國農業海外投資的發展現狀

當前中國農業海外投資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發展現狀。(一)中國農業海外投資金額與項目數量分別以大中型企業與小型企業為主其一,由農業部對外經濟合作中心所發布的《中國對外農業投資合作報告2015》統計的600多個農業海外投資項目來看,超過一半以上仍為大中型國資控股企業及其分支機構,主要是各地方國資委下屬的農墾、糧油、農發、林業、漁業集團等,以及具有與國資合資背景的大中型民營企業。而從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發布的農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來看,大中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占據80%的投資金額。事實上,一方面農業屬于典型的規模經濟行業,大中型企業具有顯著的規模競爭優勢;另一方面,中國農業海外投資仍處于初級階段,加工、物流、倉儲及基地服務等一系列產業鏈中的關鍵環節都沒有構建起來,導致投資項目平均需要的回報周期長,平均資本需求單位大,此外還需要產業鏈整合能力與關聯產業技術成熟度較高。因此在投資金額與體量上,仍以大中型企業為主的現狀特征實際上是一國農業總體海外投資經歷初級階段的必然結果。其二,從《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與商務部發布的《境外投資企業名錄》相匹配,其中農業對外直接投資項目中,年銷售規模超過500萬元的企業項目數量僅占30%左右,這表明70%的中國農業海外投資項目都是由年銷售規模低于500萬元的小型企業發起的。從這個角度看,也說明中小型企業的積極活力在中國農業海外投資中不容忽視。(二)中國農業海外投資前十大產業設立企業數量占總體94.3%根據商務部《境外投資企業名錄2016》,截止至2016年底,中國在海外涉農投資設立企業數量達到28703家,其中前十大產業與設立企業數量如下表1所示,合計占中國農業海外投資設立企業數量的94.3%。而其中前三大產業為食品、畜牧業、林業,其合計占中國農業海外投資設立企業數量一半以上,達到了56.6%。(三)中國農業海外投資主要模式由綠地投資向跨國并購轉變近十年來中國農業海外投資的模式選擇,逐漸改變了之前單一以“綠地投資”為主的模式,以跨國并購為代表的“褐地投資”占比逐年上升。綠地投資(GreenFieldInvestment)又稱為新建投資,是指直接在投資東道國境內設置獨資或合資企業與工廠的模式。而褐地投資主要指通過跨國并購(Cross-BorderMerger&Acquisition)的模式開展海外投資。在21世紀的頭十年,中國農業主要的對外投資動機是自然資源獲取與市場開拓,來彌補國內農產品貿易快速增長的需求[1],投資所涉產業鏈環節也大多處于低附加值的初級環節,因而采用綠地投資為主要的投資模式。而全球次貸金融危機與兩次糧食危機以后,跨國并購在中國農業海外投資中占據了主流。中糧并購史密斯菲爾德以及荷蘭來寶集團,中化集團并購先正達,都已經成為全球農業領域跨國并購的領先案例。這種變化源自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國外許多大型農業跨國企業受到次貸危機后的長期經濟低迷沖擊致使估值降低,而中國農業企業入世以來已經積累了一定資本的比較優勢,正好可以彌補國外許多農業企業迫切的發展融資需求;而另一方面隨著全球范圍內農業自然資源與初級產業環節的保護主義興起,中國農業海外投資被迫沿著產業鏈,由低附加值環節投資逐漸向高附加值環節投資轉移,而由于國外企業在高附加值環節已經形成一定壟斷競爭優勢,使得跨國并購成為中國農業走出去的新常態。

二、全球化波動背景下中國農業海外投資的風險

在農業全球化進程跌宕起伏的波動進程中,中國農業海外投資面臨著以下四方面主要風險。(一)全球范圍貿易與資源保護主義抬頭制約中國農業海外投資健康發展進入21世紀以后,在全球農業投資議題中關于生態和自然資源的保護等議題變得越來越矚目。這主要源自于兩個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過去歷史上發達國家持續的農業海外擴張,造成了第三世界國家中以土地為代表的農業自然資源占有不平衡,致使這些國家希望重新劃分全球農業資源布局的格局;二是全球農業產業競爭與國際農業政治的博弈加劇。歷史上全球大致經歷了三次以土地為代表的海外農業資源投資浪潮:第一次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伴隨著殖民主義與自由貿易主義的興起;第二次是二戰后至20世紀80年代,跨國公司趁著各國復蘇之際放松了對外資進入的監管大肆擴張;第三次是21世紀以來,2008—2009年與2011—2012年兩次全球糧食價格危機促使各國進一步加大了海外屯田的力度。三次全球化農業資源投資浪潮,直接造就了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資源占有不平衡,發達國家利用第三世界國家的土地等農業資源,不斷地往本國輸送給養,然而第三世界國家卻正在使用本來就極其有限的人均土地與自然資源,與糧食短缺貧窮饑餓作斗爭。這使得第三世界國家對于重新劃分土地資源格局以及開展土地保護發出越來越強烈的聲音,并進而促使以土地為基礎的農業資源保護主義思潮向其他小農利益與生態保護等領域延伸。農業是一個與生態環境以及社會文化緊密相關的產業,不少國家近年來加強了外國投資對本國生態、環境、社會、文化等方面可持續發展的沖擊問題的關注[2],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等明確要求外國投資項目必須通過環境保護、生態平衡與生物多樣性可持續發展審查。而要達到這些要求可能會顯著增加經營成本,致使海外投資項目效益不佳,同時影響投資項目的時間周期,甚至有時候致使項目直接流產。2008年韓國大宇集團與馬達加斯加政府簽署合作協議,準備租用130萬公頃的土地用于開展棕櫚樹和玉米種植與產品加工出口,而在2008年時,馬達加斯加全部已開發農業用地僅僅只有約235萬公頃,糧食尚且不能完全自給,每年需要進口20萬噸以上的糧食。這一系列項目引起了西方媒體的高度炒作,被冠以“新資本殖民主義”的帽子。馬達加斯加國內反對黨趁勢而起,鼓噪該國居民發起了大規?棺h,反對派支持者們發動了政局變亂并推翻了執政當局,而新上任的過渡政府于2009年3月21日宣布取消與大宇集團的合作協議。再比如2007年年初,中國吉林省與菲律賓農業部剛剛簽署了在菲律賓開墾100萬公頃土地的協議,由于菲律賓國內政治因素影響被迫于當年9月份就宣布暫停。在全球范圍內,農業海外投資尤其是土地投資,早已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層面的爭議議題,更是一個國際農業政治中各種力量角逐的舞臺。從政治經濟學層面來看,農業是一個與當地民生與意見緊密相關,且為所有國家國民經濟基礎的重要產業,在全球農業競爭愈發緊張的今天,農業資源保護主義思潮逐漸抬頭是一種必然結果,這直接導致了是否支持適度的農業保護主義成為了一件在任何國家內部政治競爭中衡量是否具有政治正確(PoliticalCorrectness)的態度,即反對農業資源保護主義者就必然會被推上新殖民主義的不利位置。這種政治因素使得農業資源保護主義加速了在全球范圍內的蔓延[3]。(二)國際貿易投資規則體系轉軌沖擊中國農業海外投資可行性隨著美國宣布從2014年之后所有的雙邊投資協定均在新的“文本框架”上采取“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方式制定,中美中歐雙邊投資協定未來達成時,“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國際貿易投資規則新體系將逐漸取代“準入后國民待遇+正面清單”的傳統規則成為新主流,這將對中國農業開展海外直接投資帶來一些不利因素。與此同時,難民危機、英國脫歐與特朗普國際經貿政策不斷給全球化進程帶來沖擊,給未來國際貿易投資新規則體系的建立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但從當前涉及農業海外投資的一系列規則的國際磋商來看,呈現出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對立的激烈交鋒。在涉及土地資源投資的國際規則方面,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AO)牽頭制定了《國家糧食安全范圍內土地、漁業及森林全書負責任治理自愿準則》,倡議各國對征地規模予以限制,在多輪談判中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要求對既有跨國公司在20世紀征購的土地進行重新分配改革引起了強烈的爭議。而FAO下屬機構糧食安全委員會牽頭制定《促進農業和糧食系統負責任投資準則》,圍繞著是否應該避免大規模土地轉移等議題各國展開了激烈的較量[4]。此外,由澳大利亞發起,美國倡議,關于國有企業開展國際投資的“競爭中立”問題,也有望在將來磋商達成一致。它的核心內容是“要求無論其他國家采用什么樣的經濟政治體制,本國政府都需要確保任何主體在經濟活動中享有平等競爭的地位”,這將改變現有的安全審查制度與國際投資規則體系。在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中,國有企業的ODI占據了2/3[5]。而在中國農業企業海外投資中,國有企業同樣是絕對主體,導致中國農業企業在開展海外并購中,因為國有企業性質接受各種“安全審查”而導致并購計劃擱淺的案例不在少數[6]。目前,國際貿易投資新規則的主導方仍然是在全球農業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的發達國家,尤其是同時兼具農業對外輸出優勢又同時處于產業價值鏈中主導地位的美加澳等國[7]。這些國家通過強有力的資本優勢與歷史經驗積累,控制了全球農業價值鏈中的高附加值鏈節,推動著國際農業投資規則朝著有利于這些既有優勢國家的方向前進,而并不利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具有小農特征的國家。(三)中國農業海外投資面臨著顯著的東道國經濟政治文化風險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面臨著顯著的東道國經濟政治風險,主要包括區域政治風險、東道國經濟風險與投資本地化風險三個方面[8]。其一,中國農業海外投資面臨著區域性政治風險。農業海外投資必須依賴于農業資源,少數發達國家農業資源較為豐富同時其自身農業產業也較為成熟,而其他具備豐富農業資源的國家則多為第三世界國家。而近年來全球區域性政治動蕩與社會沖突層出不窮,第三世界范圍內更是雪上加霜。農業海外投資需要高度本地化的參與,而政局動蕩、戰亂沖突、族群矛盾等都會限制中國農業海外投資的健康開展[9]。此外,農業投資涉及敏感的自然資源,更容易被東道國政治沖突中某一方利用,尋找借口引起當地居民對農業投資項目的公憤,致使項目擱淺或流產。其二,中國農業海外投資面臨著東道國經濟風險。盡管近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少數發達國家開啟了經濟復蘇的歷程,但是歐洲長期深陷次貸危機后的泥潭之中,除了金磚國家等少數發展中國家外,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都仍然處于增長停滯當中。中國農業海外投資面臨著在投資項目落定之后東道國經濟發展走向動蕩與下滑的風險,而且這種風險是事先難以預料且對投資項目績效影響極其顯著的[10]。其三,中國農業海外投資還面臨著在東道國的本地化風險。農業作為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開展海外投資項目需要較高的本地化要求,融入東道國當地社區對保障農業海外投資項目的績效至關重要。而近十年來中國農業海外投資常常面臨勞工與社會文化融入等難題,由于國外勞工管理難題、當地社區關系與非政府組織抗議反對等原因致使項目流產等情況也屢見不鮮。(四)中國農業海外投資面臨著顯著的融資約束中國農業海外投資發展還直接面臨著融資困難的挑戰,這也是中國農業海外投資發展中一個持續無法得到解決的難題。其一,農業海外投資處于初級階段時,由于還沒有建立起成熟的產業鏈,因此往往需要的投資回報周期長,資本需求單位大,市場需求在短期中具有顯著的剛性,而且在海外進行農業投資的效益受到自然條件、技術適應性、國際市場價格波動等客觀因素波動影響大,給農業海外經營帶來了更多風險,大大降低了農業海外投資的資本吸引力。其二,農業企業缺乏可觀固定資產用于抵押貸款,在開展海外投資時獲得資本支持力度相比其他產業較小。而現有的融資評價規則往往不適用于農業投資項目,進一步導致農業海外投資的資本吸引力匱乏。比如中國每年都要求政策性金融機構加大支持農業走出去的力度,但事實上政策性金融機構執行的是現有資本市場通行的投資考核評估體系,而以此作為標準往往選不出合適的農業投資機會,結果導致每年配套的資金都沒有辦法落實到實際操作中去。其三,隨著國內農業發展結構轉型的進步,以及國民經濟整體去杠桿化在未來逐漸完成,國內農業與其他產業的投資潛力將會逐漸增大,將會進一步削弱農業海外投資項目的資本吸引力?傮w來說,資本市場永遠偏好風險更低、收益更高的投資機會,而去海外投資農業可以說是既充滿風險又難以在短期內提供可觀收益,在融資競爭中并不具有顯著優勢,這是中國農業海外投資發展必須面對的挑戰。(五)中國農業企業國際化經驗單一與風險管理意識不足中國農業企業融入國際化進程時間短,造成在開展海外投資時具有經驗單一與風險管理意識不足的顯著局限性。其一,盡管隨著中國農業企業在不斷融入國際化的過程中積累起相當的資本與技術優勢,在海外開展的合作項目卻仍然舉步維艱,主要是由于融入國際化進程時間短、理念不新、經驗不足,“地主思想”和“單干思想”仍然比較嚴重,對外農業合作呈現“技術交流和進出口貿易相對較多、政策溝通與農業投資相對較少”的特點,無法滿足更加成熟穩定的農業國際合作發展需求。其二,中國農業企業是在改革開放后經濟政治社會環境都十分穩定繁榮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對于海外復雜的多層次多元化的經濟政治社會風險挑戰認識與準備不夠充分,在開展海外投資項目時缺乏前期的風險評估,在開展海外項目投資過程中缺乏必要的風險管理預警機制與應對措施準備,當發生風險時缺乏預案,無法有效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市場波動與國際經濟政治風險。

三、促進中國農業海外投資發展的對策建議

針對以上中國農業海外投資面臨著的五個方面主要風險,統籌考慮國際時代發展趨勢與中國農業海外投資發展現狀與需求,提出四點對策建議。第一,積極擁抱農業全球化進程,加強溝通理解信任和尊重,構建新型農業國際合作關系。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盡管近十年來農業全球化進程出現了跌宕波動,但全球化進程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然引領著時代發展趨勢的主流。經濟合作的前提基礎是政治尊重與社會信任,從發展共贏的歷史眼光來重新審視全球范圍內抬頭的資源保護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加強共商共建共享,放棄過去簡單粗暴的資源與規模經濟優勢單一動機,尋求共同面對次貸危機后經濟增長低迷與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落后的難題,充分考慮投資項目所在東道國當地居民支持、社區融入與生態保護等本地化需求,構建新型農業國際合作關系,促進中國農業海外投資可持續穩步發展。第二,積極增強在新型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改進現有多、雙邊投資協定,并在未來多、雙邊經貿談判中為中國農業海外投資爭取更多便利。國際貿易投資規則新體系正逐漸取代舊體系,中國應當積極利用不斷增強的國際影響力,擴大在國際經貿規則新體系構建過程中的話語權。而近十年來有兩方面的有力因素,推動中國在國際農業經貿規則制定中爭取更多話語權。一是中國農產品進出口量占世界比值逐年上升,對外投資流量與存量規模逐年遞增,在全球農業舞臺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其二是近年來更多發展中國家開始關注并支持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作為農業后發國家代表爭取更多的利益,這主要是源于其對于發達國家繼續肆無忌憚地大規模投資可能對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帶來更多壓力與破壞,以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缺乏系統性的外國投資監管法律,對于保障糧食安全、初級產業安全、農業經濟發展、農村穩定與減貧等政策目標,需要依賴于負責任的大國代表參與國際規則磋商。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應當抓住時代發展的窗口機遇,在未來新型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制定與多、雙邊經貿關系磋商中,為中國農業海外投資爭取更多的便利。第三,依托“一帶一路”倡議與區域性發展共識,優先與沿線經濟體開展農業國際合作,盡可能減小區域政治風險與經濟波動風險沖擊。在“一帶一路”沿線開展農業國際合作,具有三點顯著優勢:其一,“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大多農業發展水平較低,農業外交必將成為中國實踐“一帶一路”倡議合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議題,合作發展共識可以有效減少區域政治風險的沖擊,以及通過加強合作共同抵御全球農業經濟波動風險的沖擊;其二,從國際直接投資一般周期與路徑理論出發,“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是中國農業海外投資滿足內部化優勢與區位優勢的優先選擇;其三,從相近的自然資源稟賦與農業種植歷史、地緣優勢與交通潛力、農業互補關系等方面來看,在“一帶一路”沿線開展農業國際合作具有深遠的發展前景。第四,加大定向金融支持力度,加強對開展海外投資的農業企業的風險意識與管理能力培訓,提供積極的服務與信息咨詢等工作,有針對性的扶持一批大中型農業企業成為在細分環節領域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農業企業。農業海外投資項目周期長,受自然條件、技術適應性、國際市場價格波動等因素影響顯著,往往面臨無法事先預料的“非常規風險”,農業企業僅依靠自身進行風險管理將致使投資項目對資本市場缺乏吸引力。隨著農業全球化進一步深化,國際農產品貿易將會更加不平衡,全球農業資源與高附加值產業環節競爭將會更加激烈。應當加大對農業海外投資采取諸如定向降息與投融資稅收優惠等措施的金融支持力度,構建農業海外投資信息服務與風險評估機制,統籌中國農業產業安全與國際化發展需求,有針對性地給予重點扶持發展一批大中型農業企業,成為在各農業產業環節內具有國際影響力與主導地位的跨國企業,為中國糧食安全與農業產業安全提供有力保障。充分利用國家層面的國際合作信息平臺,加強對農業企業開展海外投資的風險意識、風險管理與風險預案培訓,充分提高中國農業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的風險綜合管理應對能力。

作者:劉乃郗 韓一軍 劉邦凡 單位:1.中國農業大學 2.燕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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